吴子谦 （ 1914.8～ 1990.7)又名吴淼，男，弥勒县虹溪镇人。他是本县投身革命最早奔赴延安的三青年之一，是全县各族人民最尊敬的一位刚直、无私、检朴、爽朗的老一辈革命代表人物，他的事迹广为传颂。
吴刚出生两月，其父从云南讲武堂毕业，随滇军到广州护法支持孙中山，不久病故。母亲守寡将其抚育成长。 1930年吴就读虹溪师范，受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宋方 (女 )及共青团员姜若衡 (女 )的影响，接着又受中共党员马琨的教育，对共产党初有认识。 1932年虹溪师范毕业后，欲往昆明寻找共产党组织，母亲因他是独子坚决反对。吴一片孝心，只得留下。次年在虹溪小学教书，有空回家挑粪、浇菜，以减轻母亲的劳动负担，有的绅士为此说他当教师“不成体统”，他回答说“劳动是光荣的”，这对当时“劳心者治人”的传统观念是个勇敢的挑战。这年，母亲欲抱孙子，做主为他办了亲事，他虽不满意，但仍屈从了母亲的压力，婚后未与妻子同居。这成了他和她终身的憾事，因愚“孝”，一个信守诺言不娶而成为终身的寡男，一个矢志待婆不改嫁而成为终身的寡女，不能不是一场私生活的悲剧。
1934 年，吴子谦说服了母亲，只身到昆明考入两年制的公费陆地测量学校。该校招生 60名，他是录取的最后一名。入校后刻苦学习，第一学期就上了前 10名，毕业考试获第二名。在昆明期间，他如痴如迷地看了很多进步书刊。测量学校毕业后转入省测量局，以少尉待遇投入云南全境的实测工作。他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经 3年到过全省许多县，看到边疆穷民的生活，也看到土司制度的野蛮，增强了用共产主义改造社会的革命意识。 1939年，吴和测量局的 4个进步青年商量，决心投奔革命抗日圣地——延安。经多方找关系，又经许多曲折，他们到了重庆，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经审查后受到董必武的接见。数月后，董老在曾家岩 40号再次接见了吴子谦和刘达，写了介绍信，叫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伍云甫。入冬，他们步行川北山路，每天行程七八十里，脚起了水泡，有时还忍饥挨饿。他默默读一句名言：“顺着河流走就能发现大海，顺着山岗走就能发现平川”。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，经 20多天艰苦跋涉，他们一行 4人 (另有 1人途中动摇被甩开 )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。四五天后，组织上将他们送到延安。
1939 年冬至 1945年，吴先后在毛泽东思想青年干校、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、延安大学经济系学习，参加了 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，整风中他受到“左倾”领导人的怀疑，他如实讲了自己的祖宗三代和社会关系，讲了自己的赤诚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分配到三边公学部任教员，同时参加地方游击队和土地革命运动，接受审查，接受锻炼。 1947年 1月在定边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1948年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南下工作团解放西安，担负教育审查战俘的任务。
吴先后在西安市人民政府文教局、民政局、西安市干校、市委党校工作，他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、荣誉。此时，许多好友劝他解除包办婚姻，重新组织幸福家庭，均被他惋言谢绝，原因是： 1952年吴省亲回到虹溪，与“妻子”商谈离婚，妻矢志孝敬婆婆不嫁，吴怜妻心，更爱慈母，誓言在“妻”奉母期不娶，并定月给家庭汇生活费，他就这样诚实信守诺言至终身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时任西安市委党校副校长的他，被作为“当权派”受到打击迫害，下放到陕西富平劳动，他看到农民生活太艰苦，把自己积存的数千元拿出来扶贫帮困，自己的生活很简朴，鞋子破了补了穿，衣服数年不添一套，吃的也很节俭。 1978年重返市委党校，并恢复副校长职， 1985年离休。离休后学校建了许多新房，他仍住旧居，请保姆照料生活，他自己从事写回忆录、看书报、下乡作调查研究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。期间，他数次回弥勒，每次回乡均到县史志办公室了解编史修志情况，询问地方政务、民情。一次，他得知某官员违法情况，经他亲自调查后即赴昆明向老战友、时任省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李启明反映，使此案得到迅速处理，这反映他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深恶痛绝，更反映他的一身正气。他应县委、县政府邀请，在参加“老干部问计献策”座谈会上慷慨激昂地作发言，中心是讲党风、讲廉政，讲发展经济与联系群众的关系，其发言声若宏钟，又很有说服力。他回虹溪，尊老爱幼，毫无官架子，步行到农村访贫问苦，返回将情况作整理，向各级党委政府作社会调查的汇报。
1986 年，吴老已疾病缠身，仍坚持写完《奔赴延安》的回忆录，收录在弥勒地方党史专辑《血火史诗》一书中，是本县最珍贵的乡土教材和精神财富。吴老孑然一生，革命一生，诚仆一生，刚直一生。正如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的悼词中所说：“吴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。他是个好党员、好干部。他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和钱财，却为我们留下人生的价值和老同志的高风亮节。”这是当之无愧的定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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