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华叔叔在世的时候,我就知道他与别人的叔叔不一样,别人的叔叔一言九鼎,做事说话斩钉截铁,而我的叔叔说话办事总是小小心心。他要我们弟兄去办的事,总是饭桌上说了,饭后还要继续教导,有时我们躺在床上了,他还要靠着房门千叮万嘱。社会上有些人看不起他,也有很多人敬重他,这种敬重之情,体现在他逝世后的言语评判中。
金华叔叔是省公路7团的工人,他对工作兢兢业业,老实苦干,赢得了单位领导及工友的好评。他一生中获得多次模范、优秀的荣誉,他把这些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我清楚地记得,他每次探亲回家,都要把他获得的奖状拿给故乡的亲人和好友看,我们弟兄还对叔叔说:“这有什么值得张狂呢!”叔叔的解释很简单:“我从家乡出去,要让家乡人放心,我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希望,不能给家乡人丢脸。”金华叔叔3次出席省级劳动模范先代会,张冲爷爷(云南省前副省长)曾3次邀他到家里做客,在嘘寒问暖中,曾几次问及职务、职位。我的叔叔都很淡然地回答:“三叔,我没文化,做颗小小的螺丝钉而已。”
叔叔退休后,一卷朴素的行李伴随他回到故乡的小山村。贫瘠的石缝中有他开垦的荒地。晚年的叔叔一心尽善。邻近村寨凡修路造桥,他都要亲自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。文山丘北“镇江寺”是群众经常集会活动的地方,百年之寺在风雨的侵蚀中摇摇欲坠,他老人家硬是从一二十公里远的地方挑瓦翻修。东山两州三县的“老街”大寺,在“文革”中一扫雄风,废墟和野草淹没了昔日的晨钟暮鼓,传统文化的脱节刺痛着金华叔叔的心。他走遍3县村村寨寨去化缘,还把自己仅有的3600多元一分不留地贡献进去,终于焕发了“老街”大寺昔日的雄风。
金华叔叔常常教导我要好好工作,听党的话。为支持我的工作,很多家务他都帮我分担。记得我儿子出生那天,他汗流满面地跑到学校,高兴地说他做爷爷了。我很担心在农村坐月子的妻子怎么能招架得住油盐柴米的负担,然而金华叔叔总对我说:“不要分心,好好干你的工作。”第二天傍晚,当我回家看望妻儿时,在通往我家的红土路上,70多岁的叔叔正挑着一担“干松杆”,艰难地走在我前面。夕阳中的银发和滚在脸上的汗珠,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感叹,老人家为我分担着这沉重的负担,我惭愧,我也是一条汉子,还要让这样的老人为我分忧。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,我心酸!
1996年,农村追缴农金站贷款。我倒霉在给所谓的亲人签过一个名。追缴贷款的工作组把我开除公职、开除党籍的警告让我在反思的痛苦中差点双目失明。我为他人受罪,替他人受过。在那个避风的家里,我正计划着变卖家产,我那年迈的金华叔叔也急疯似的团团转。有人一个劲地开导我:“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吧!开除公职就开除公职吧!家里有土地,你又不缺胳膊少腿,人人干得吃,难道你就会饿着?”听了这话,我第一次看到了火冒三丈高的金华叔叔,他跳起来,拍着屁股,指着那人的头:“我侄儿一没强奸,二没贪污,三没杀人,他是好心办了坏事,凭什么让人开除他?”过后,叔叔把我叫到一边:“不用急,孩子!18000元钱我还拿得出来,明天我回去取,今生你还得起我更好,如果还不起,我也不要了。”这样的亲情比山更高,比海更深呀!他像一阵春风拂过了我心酸的田园。
叔叔逝世了,就埋在我屋旁的山脚下,虽说离我很近,已是阴阳两相隔。只有那苍松包裹中的墓地,成了我十几年来凭吊的场所。站在他的墓旁,我常常倾诉与他离别后的苦楚,和他细说心中的痛苦,而他再没有言辞,再没有教诲。
幽静的旷野回荡着阵阵松涛的悲鸣,墓土上的小草发芽了,跪在叔叔的墓前,旧事填满胸怀。我流不尽的泪水又滚滚而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