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没有照明用的煤油了。
天黑后,一大家子人坐在漆黑的屋子里,一个看不见一个,只好早早上床睡觉。睡早了,睡醒一觉后就再也睡不着,想这想那,一直睁着眼熬到天亮,这样折腾了半个月,全家人一个个精神萎靡不振。
一个赶集日,爹对娘说:“没有煤油照明实在受不了,人都快憋疯了,今天弄几斤玉米去集市上卖,买点煤油。”
楼上的玉米,是按工分多少从生产队分来的,已经所剩无几。
娘说:“不能卖粮!没有煤油照明不会死人,没有饭吃会死人!”
一转眼又过去了十天。这回,问题更严重了:食盐没了,火柴也没了。爹又提卖玉米的事,娘依然不同意。爹耐心地把没有食盐和没有火柴的严重性跟娘阐述一遍之后,娘方同意卖玉米。娘回过头,对站在柱子旁边的我说:“老二,你不会干农活,担30公斤玉米去西龙街卖,买5公斤煤油,5公斤食盐,20盒火柴,剩下的钱拿回来交给我。”
我家兄妹6人,我排行第二,我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那时是1976年,我15岁,在我们大队学校读初二,长得骨瘦如柴,手无缚鸡之力。
爹瞅了瞅我,同情地说:“老二天天在学校念书,干不惯苦力活,还是我担去卖吧。”爹嗜酒,娘生怕爹卖了粮就买酒喝,不会置办生活日用品。娘说的老大是指我哥,18岁。
生活在贫穷日子里的人,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性格和心情都很糟糕。娘大怒道:“那就算了,就啥也别买!”
爹又进一步强调没有食盐和没有火柴的严重性:“没有煤油照明可以熬过去,没有食盐吃,没有火柴生火,咋过日子呀?”
娘抬起头望了望已经破了几个大洞的篱笆楼,没说什么。
爹说完,从一个破烂的草凳子上站起身走出了门。一会儿,不知道从哪家找来生产队那杆木头大秤,喊哥帮忙,到楼上称了30公斤玉米,分开装在两只我们苗族自己做的麻布口袋里,用两根山草绳扎了袋口并挽了两个扣子,放到楼下来。爹拿来一根扁担,一头套一袋,两手放在扁担中间抬了抬,对我说:“老二,不沉,你挑得动的!”
我眨了眨眼睛,觉得目光一片浑浊——木已成舟,挑得动也要挑,挑不动也要挑。
从我们苗寨到镇上西龙街有8公里,是一条两巴掌宽的崎岖小路,其中还有几处是上坡路。
走了没多远,30公斤玉米把我压得半死,我的两条小腿不停地颤抖,感觉天要崩地要裂,我只好又放下担子歇息。
我歇息了八次才来到西龙街上。我身上的衣服、裤腰都湿透了。
我找了个地方,把两半袋玉米摆好,认认真真地卷起袋口,直到洁白的玉米粒呈现在灿烂的阳光下。我身后是一户人家的一面土墙,我把扁担倚在墙上,我斜倚在扁担上,像一条饥饿的倾斜的蛇。
不大一会儿,一个大个子走过来了,我竟然无限欢喜起来。
大个子抓起一把看了看,看见几粒细小的玉米,惊叫道:“啊,颗粒太小,不好,不要!”
我家的玉米,我一直都看不够,我以为已经够好了,可怎么人家还说不好呢?
我家的玉米遭到侮辱,我被激怒了,气愤地说:“你不要就走开,甭在这里说长道短!”
大个子瞪着眼对我大声吼道:“小杂种,你再说半句话老子一拳砸死你!”说着,他握紧了拳头。我不敢再说什么。经大个子这么一闹,30公斤玉米如同摆在一片原始森林里,没有一个人看见,再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价。
下午4点钟,集市散场了,玉米还卖不掉。这时,天气骤变,刮着一阵阵寒风,我又冷又饿。我身上没有一分钱,我好想放声大哭!
当我刚蹲下要担起30公斤玉米回家的时候,一个老伯来到我的面前,问我要多少钱一公斤?我说:“你先看看再说。”说着我就要解开一只袋子的绳子。老伯制止了我,说他早就看好了,不看了。1976年,物价低,煤油4毛一公斤,食盐3毛4一公斤,火柴两分钱一盒,酒6毛一公斤,玉米5毛一公斤,最好的6毛一公斤……我说:“6毛一公斤。”老伯说:“一句话,5毛。”我想了想,点了点头。
30公斤玉米卖得15块钱,我花两毛钱吃了一碗米线,然后喝下两大碗冷水,才觉得浑身充满力量。我按照娘说的买了5公斤煤油、5公斤食盐和20盒火柴。
我走出街口,突然想起了爹,他真的不容易,每年家里断粮都是他厚着脸皮出去借,家里的重活也都是他一个人干……我返回街上花1块8毛钱给爹打了三公斤酒。
回到家,我把用剩的8块9毛钱全交给了娘,没有“贪污”一分一厘。
娘见我给爹买酒,虎视眈眈地望着我,问我干嘛要给爹买酒?粮食就要吃完了,钱,要留着买粮。
我一边哭一边大声道:“每年断粮都是我爹出去借,你出去借过一次了吗?”
娘没再说什么,目光顿时变得温和起来。
爹把我搂在怀里,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的头,劝我别哭了。爹的胸脯热乎乎的,温暖了我的心!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,土地承包到户,我家的小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;
1991年,政府给我们苗寨架通了高压电,再也不靠煤油照明了;
2017年,政府出资硬化了从我们村到西龙街8公里的道路,宽3米,好走多了,我买了一辆三轮车,甭说30公斤,就是300公斤也不愁弄到集市上卖。
改革开放,使我家走向美好的生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