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邮员袁三培

　　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要寄信收信少不了的就是邮递员了。我们大庄公社就只一个邮递员，当时老百姓叫“跑信”的。这个跑信的名叫袁三培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眼晴圆圆亮亮的，穿着绿色的邮递员服装，背一个大邮包，里面装着报纸信件，大约一个星期才可跑完全公社15个大队的50多个村子，所以信件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一次。如遇到雨雪天气或邮递员生病有事，就可能半个月一个月收不到一次了。 

　　认识袁三培是在我们学校，当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，一天王保良老师正给我们上着课。“老保良，来拿报——纸”全班同学跟着学了一遍，然后哄堂大笑，王老师说：“这个老袁，我上着课，你小声点嘛！”尽管这样，王老师还是下了课，接过他送来的报纸信件，打开了宿舍门，请他坐下休息，倒了一杯开水让他喝，他边喝着水，边拿起王老师桌上的书本扇着风。闲聊了一会儿，身上的汗水稍干了，他又告别了王老师背上邮包走了。这时王老师才说：“同学们，这个袁三培同志很辛苦，他现还要从我们这里到小塘大队，至少还要走14、5公里的山路，还要爬过窝落臼村后那个大坡，到小塘时，恐怕天也黑了。为了将信件报纸送到各村的老百姓手中，他顶风冒雪，跋山涉水、废寝忘食，常年奔波在外。以后他来了，同学们要尊敬他。”那天，我不但学到了老师说的三个成语，还对袁三培这样的邮递员产生了深深的敬意。 

　　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有两件事，一件是我们村中有位赵大爷。他的孙子小军当兵在西藏，赵大爷生病已卧床半年，弥留之际想见孙儿一面，拍了三封加急电报，却肴无音信。每天，只要他稍一清醒，就问小军给回来了，说没有回来。他不是叫儿子去村上问，就是叫老伴到村口看看给有信件或电报。寒风中老奶奶柱着拐杖，一次又一次地摇晃到村口的竹棚下，睁着昏花的老眼望着村外，那雪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像一丛蓬乱的苇絮。每来一个人，她就说：“快请你看看是不是我家小军？”或问“跑信的给来了，是不是跑信的？”最终赵老爷子还是没能盼来他的孙儿，在一次次的希望、失望和绝望中走了。真象宋代陆游描写的那样：“写得家书空满纸，流清泪，书回已是明年事”了。 

　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，小军才从部队回来，他说：“当时大雪封山，他在一个边远的哨所，既收不到信件，也无法拍电报，等他接到电报，就连忙请假回来了，可惜，爷爷还是走了。”那天，小军到了爷爷的坟头，献上了糕点、水果和鲜花，跪在爷爷的坟前说：“爷爷，我来晚了，没能及时收到你的信和电报，今天我来了，来让你好好看看我，你安息吧！” 

　　另一件是我的初恋了，那年我与一个同学互相爱慕了，可她在县城一中读书，而我在乡下，我们只靠信件来倾诉相思和依恋，将满腹的心里话寄出去后，就想像着她 “愿君一见知深意”， 盼望着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”信件，也成了我们的“一种相思，两地闲愁”了。当十天半月收到一次回信，那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“家书抵万金”的真正涵义，如果有朋友在场，他一定能看到我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情景的。当时我就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哪天每个人都有一个既看得到又可说话的机器，不论多么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能通话或看到，多么好啊，老人想小辈了，打开电话一目前了然；恋人之间思念了，既可畅谈爱情的相思之情，又可表达讨人欢心的甜言蜜语。那要减少多少相思之累、期盼之苦啊。可惜当时，每天都是只有盼望跑信的快来，来了没有自己的信件，那种怅然若失，那种无精打采，那种做什么都毫无情趣的状态，是现在的青年们无法想像的。 

　　慢慢的袁三培老了，走不动那么远的山路了，就换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李保红了，且邮电局已给他们配备了单车了，一辆草绿色的大“永久”，车后座两边挂着两个大邮包，腿一跨，那种潇洒，吸引了无数少男少女们的目光，而且每到村中或小学校，他都会将车铃摇得一声接一声，让人们知道跑信的来了。那家有电报或挂号信他会照着收件人的名字，大声地喊着“张某某，李某某，来拿电报。”村人们听见，就会蜂涌而出，争着问：“给有我家的信件？”比迎接什么贵宾还要热闹。如果收件人不在，还会有人争着说：“我帮他家代收，你放心，保证交到他家手中。”那种亲切和信任，透出一种股股浓浓的乡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