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多年在乡土的摸爬滚打,我真切地感受到,真正能触摸乡村的灵魂与脉搏的,不是灵长类的人,而是草木。
因为它们的根都深扎于乡土的泥水,最知泥水的冷暖苦甜,最知四季的此消彼长,最知风雨的滋味成色。种子一落土,像精子着卵,无论土壤是贫瘠还是丰沃,都自信满满地生长。农人要移植哪怕蛛丝粗的一株小苗苗,也要连根带土,带着母土的气味与体温,它才肯重新喷吐根须,返青,让一生从头开始,去完成发芽、开花、结果的使命。
但他们一生长,人就有福了。
人对草木,不仅仅是物质的一种依赖,也是对精神的一种滋养。
时常怀念童年的乡村。那时我的眼睛能看见蚂蚁的脚丫子,似一行行等距书写的象形文字,发表在微雕般的花朵上;我的耳朵能听见阳光落地的声音和花苞绽放的声音,前者是绣花的手指摩挲丝绸的沙沙声,后者是时好时坏的座钟无序行走的嘀哒声。
我常常掐碗豆尖。但我能记起的是多年前初冬的一天,我起了个大早去山地。我一下一下抖动着豆尖上的霜粉。我熟悉的那只老蚂蚱,已经死在这入冬的第一个霜晨。豆地散发着浓重的奶腥气。走进豆地如走近一位奶水充足的哺乳期的少妇,乡村少妇。一只麻雀站在地埂,用它尖尖的小嘴,一点点捡拾着女儿手里掉落的玉米饼渣。它和她相处得很友好。它的阅历告诉它,靠得住的只是她的童年。霜粉一样晶莹的太阳,溅了女儿一头一脸。我记得我掐够豆尖,用口不断地哈着我冻成胡萝卜的手指,从豆地捡起那只老蚂蚱递给她。她笑了,一张小脸被霜风吹成熟透的红柿。
还有木耳、上岸吃草的鱼、与草木相依为命的蜻蜓。
盛夏,几场大雨后,田埂上生出地木耳,我们一片片捡来洗净,炒了或凉拌吃。木耳长得实在太快,以至有的木耳薄薄的肉质里,竟胶着了蚂蚁或一些小虫子,像松脂胶着了蚂蚁。青草也长得飞快,尖利的草梢把地木耳像战利品一样高高举起。我们一群孩子赤脚从其上大步走过,黑黑白白的狗跟在我们后面。我们呼吸着大地的鲜香。每天清晨,我们去上学,走在晃桥河边,有时会看到,在浓雾的掩护下,一群又一群鱼,从河里跳到河畔的草滩上用早餐。太阳穿过浓雾洒在它们身上,使它们成了一条条金鱼,而它们的大嘴,总是被草汁染绿。人一走过去,它们就跳进河里了。但它们呆过的地方,散发着浓烈的腥气。后来我们还观察到,它们啃过的草,次日晨会长得更加鲜嫩。而蜻蜓的翅膀,仅仅为自由而生,为自由而不停地扇动;它们宁愿呆在野外草木丛里,在寒风冷雨中毙命,也不愿在没有露珠的屋檐下苟活,一旦落入我们手中,它灵性顿失,如离开枝头的花。乡村的蜻蜓,像珍贵的阳光,随处可见,却谁也无法采撷那怕仅仅一片。
也是在孩提,我就有个小小的发现,在一平方米的田埂上,生长着20多种草:锁眼草、白花草、酸浆草……而在这些低矮的草丛中,默默地生息着40多种昆虫:七星瓢虫、蟋蟀、蚂蚁……直到现在,我仍无法一一说出这些草和昆虫的名字。在一般农人眼里,草木就是五谷瓜果的代名词。而在一位乡下草医的眼里,一屁股坐下去,都是能治病的良药。
前些年,我们村有一位老人,靠养羊,他的家底一年年厚实起来,于是经常扔下羊群,骑摩托到县城的超市购物,吃香喝辣,但好景不长,一天生病到医院一检查,竟是绝症。他到处求医无效,于是忽发奇想并付诸行动:羊吃什么他就吃什么,苦蒿、麻叶、酸果、甘草,羊喜爱去粪坑边啃硝,他也照样跟着啃。这样“草食”半年,人们从他身边走过,再也闻不到一丝“人气”,闻到的是扑鼻的腥臊。但奇迹发生了,他一直活到现在。当年只参加过扫盲班的他,成了《本草纲目》最忠实的读者和实践者,甚至还有不少生病的村人都从他那里受益。据说他能从一草一木,看出命运的轨迹,节令的质地,听到地底深处那不绝于耳的水声。
当然,在乡村,最直接受惠的是牲口,牛马猪鸡,有谁能离开草木?就连一只小鸟,它小小的胃袋里,装着的也是虫草(我曾在一场暴雨中,看到一只衔虫的麻雀从远处飞回,大雨没能拦住它,它的窝在雨幕后面的大青树浓密的枝叶里,窝里面肯定有它的孩子)甚至连它栖居的窝,也是用草泥筑就。
正经地道的炊烟,其实也是草木的颜色和气息。
乡下人一生吃穿用度得最多的,其实也是草木和它和果实。早年,一个人呱呱落地,接生婆会用草木灰为新生儿擦拭干净身上的胎血,老人去世,就会殓入用柏树或槐树打制而成的棺材(他一出生时,祖辈或父辈就在房前屋后或田头地角栽种下的树),脸上总要覆盖上一张草纸,随这片残存着土香的草纸,慢慢地将自己融化并消失。而送给亡灵的钱物,也无一不是用草纸造的。
土地,是重要的生产资料,是生命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,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。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要想存活发展,必须拥有土地。